“效率”对于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重要性，是不言而喻的；但是，现代企业组织的“效率”究竟来自哪里？却会因认识与理解的不同，而得出截然不同、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。
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管理常识是：“效率”究竟是什么？----实际上，早期企业组织管理的“效率观”，是个仅仅局限于财务角度的、投资回报计算的狭隘概念，它是在同时/同质/同量环境下的投入产出之比，因此，它是一个或一组可对比的/可衡量的/可计算的科学严谨的财务“数字”。但是，现代企业组织的“效率”概念，其内涵则要丰富得多，它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财务数字计算，而是进入到了广阔而丰富的外部顾客竞争层面；在今天市场竞争充分、消费者越来越挑剔的状况下，传统企业投入产出式的效率，往往意味着在生产积压库存产品，所以，现代企业管理以“现代绩效”替代了“传统效率”，即：传统的/面向组织内部的/降低成本的效率竞争，让位于现代的/面向组织外部的/争夺顾客的绩效竞争。
“效率”之所以会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管理永恒的主题，是因为公开/公平/公正的现代竞争市场的出现，更准确的说，是充分理性的市场竞争，逐渐的消除了资源、垄断、权利等等非市场化的竞争，从而使得“效率竞争”从暗处渐渐的凸现出来----如果一个权利或一项垄断，可以带来百分之百的暴利，企业将不会再煞费苦心、费力劳神的为所谓的效率而工作，效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所以，权利带来垄断，而垄断总是没有效率。因此，是公平竞争带来了效率竞争，实际上，西方企业组织管理常常出现的譬如裁减人人员、流动淘汰、结构创新等等管理现象，其本质正是因为外部市场竞争而带来的组织内部竞争，而组织内部竞争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了获得企业效率。
事实上，在东、西方各自流传着两个不同的寓言故事，会让我们看到双方对于管理和效率的基本认知，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。
在西方，流传甚广的一个经济学寓言故事《我，铅笔》中，“我，铅笔，是种种奇迹的复杂的结合：树/锌/铜/石墨等等。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，然而，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想要一支铅笔而去干自己的活儿的。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，讲着不同的语言，甚至可能彼此憎恶，然而，所有这些差异，并没有妨碍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”。在这个经典的经济学寓言故事中，隐寓着西方人对于管理的基本认知：你不必知道你在为什么而工作，因为有一只“无形的手”在暗中调节，每一个人“利己性”的努力工作，那么“利他性”的结果就会出现；你也不必天真而执着的契而不舍，因为如果没有分工与协作，你个人无论如何的积极奉献式的工作，都无法生产出一只铅笔来。
然而，在中国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《愚公移山》，却表达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——古时有位年愈古稀、面山而居的“愚公”，因感到门前为大山堵塞，于是决定举家挖掉大山。人称“智叟”的老人嘲笑其愚蠢：凭你残年余力以及孤儿孺子，尽毕生之力也不能动山的毫毛。愚公叹道：你的智能还不如孀妻弱子，我死之后还有儿子，儿子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子孙孙，代代开凿，何愁不被我的子孙铲平——在这个经典的中国寓言故事里，理性有加的“智慧（智叟）”，成为了受到嘲讽的小聪明；而不可理喻的“愚蠢（愚公）”，却受到了大加赞赏，显然，这个寓言所隐喻的，是中国人认为实现目标的方法与途径，是来自于契而不舍的精神动力、而不是什么理性科学的分工协作。
显然，这是对于实现组织“目标/效率”途径截然不同的管理认识——“利己/分工”正是西方企业管理效率的原始性来源；而“利他/奉献”正是中国传统组织效率的根本性来源。
在这里，我们只能非常抱歉的、不留情面的、苛刻的说——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效率的概念、甚至不知道效率为何物？！这里有个误解：没有效率并等于不能实现组织目标，中国人可以修建起人造奇迹“万里长城”，但那却是没有效率的“人海战术”。
事实上，效率意味着“数字”，没有严谨准确的数字意识，也就不存在效率意识；对于数字的轻视甚至是蔑视，是中国传统各类组织管理的通病，因此，模模糊糊的、毛估估的式实现目标的衡量，就成为了显见的中国管理组织的习惯。在这种缺乏“数字”意识的恶劣习惯下，“人多力量大”就被想当然的作为了可以实现效率的正确之路；同时，也毫不怀疑的确信，“人心齐、泰山移”产生出来的结果，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组织效率。
今天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是：在缺乏理性的/充分的/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，“效率”变得毫无价值——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商业/企业组织，缺乏效率的基本常识的本质原因。
效率只有在完全充分的规则市场竞争中，才会凸现出来；如果缺失了公开/公平/公正的理性市场规则，甚至于连效率对于管理的价值贡献都无法衡量。通俗的说，你自己跟自己玩，不讲成本、不讲时间，结果总有一天会实现。但是，一旦出现了竞争者，慢条斯理式的工作被结束了，没有效率就成了死亡的通行证——这里必须存在一个前提条件，即：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，必须建立在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市场规则下；只有在这种状况下，企业之间的竞争，才会成为效率的竞争。现代企业的市场竞争，就犹如两列高速行驶的火车——它们之间的竞争，是发生在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上，谁满足客户的能力越强、谁距离客户的距离越近，谁就是最后的市场胜利者。
但是，中国传统的商业竞争，却象草原上毫无规则奔跑的烈马——它们之间的竞争，并不是在规则有序的跑道上进行、而是面对面的直接发生激烈的碰撞。在中国传统的非理性/非规则的竞争状况下，权谋当道、权术盛行，甚至于阴险的使绊腿、下马套，全都在竞争中派上了用场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是缺乏理性竞争的非规则化社会。实际上，在中国传统的缺乏非理性的市场环境下，两个相同或相似的商业组织，当一家看起来似乎比另一个家效率更高时，其真相通常是：垄断战胜了非垄断、权利战胜了非权利、权谋战胜了非权谋，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“高效率”战胜“低效率”完全无关。因此，中国人毫不犹豫的将人海战术、运动会战、人心凝聚等等管理手段，都当作了实现所谓效率的方法来使用。
当今天的中国人，开始痛恨“三个人干一个人的活”的现象时，其实是“效率意识”开始萌芽和觉醒。事实上，中国各类组织的庞大臃肿/机构重叠/人浮于事/职能混乱/效率低下，可谓世界闻名，中国商业/企业组织的人数规模，常常是同类型企业平均值的一倍以上甚至更多，而消耗资源/能源所产生出的效率或效益，则更是超出了同类型企业平均值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。显然，从传统道德/礼制秩序/组织统治的角度来看，组织的“庞大臃肿”，并不是一种恶劣的管理状态，因为它意味着所期待的“大一统”天下的出现；“机构重叠”虽然不符合组织效率管理原则，但却符合论资排辈的礼制秩序；而“职能混乱”则为超越个人岗位职责边界的积极奉献，提供了可能性。显然，现代企业管理的“效率观”，就在这样混乱不堪的酱缸中丢失了。
“个人效率”与“组织效率”并不是一回事——但是，当中国传统组织管理将强大的“精神动力说”和“道德主义原则”被引入到组织管理中，就在无形中将二者混为一谈了。
就企业管理的角度而言，近现代工业化的浪潮，并不是从技术开始的、而是从分工开始的。按照亚当·斯密的理解，正是因为“有了分工，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，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；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，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”；也正是因为有了分工，“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；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，使一个人可以做许多人的工作”。实际上，“分工”是西方企业组织管理效率的基石，正是因为深刻的分工意识的出现，使得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，组织中部门和职位的数量也越来越多；正规教育和培训成为了必须的一项管理内容，使得员工的职业化的程度也由此而越来越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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